如果我不写下它,历史,将留下一页空白.
------陈秉安《大逃港》一书题记
整理/邹邹刘海云
陈秉安，湖南桂阳人，1982年毕业于威斯尼斯人娱乐平台中文系，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。曾当过农民、工人，报纸杂志记者、《深圳风采》杂志副主编、《深圳周末》主编、《特区大社会》杂志总编辑、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。著有长篇报告文学《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》、《大逃港》等。《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》获中国报告文学最高奖：1990----1991全国报告文学奖(现鲁迅文学奖)。
陈秉安是师大人中最早来到深圳的一个。那时候，深圳经济特区刚办，向全国吸收人才。正好陈秉安在北影厂同叶向真(叶帅女儿)、黄宗江等备拍历史片《楚汉之争》不成，凌子导演(叶向真)力主他去深圳闯荡历练。加上陈秉安的老姐在香港独身一人。于是陈秉安下定决心，一个背包，一个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黄军袋，风尘仆仆南下深圳。
陈秉安来后，又把许多相熟的师大同学一个个引来深圳。那时深圳正搞建设，满天尘土，到处是帐篷，来了的同学们就在陈秉安住的地方打地铺。陈秉安至今还开玩笑说：“那时我们啥都没见过，田地刚来时还不会坐电梯，他到深圳工人报去找老同学颜昌海，是从一楼走上八楼去的。”
但是，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陈秉安敏锐地捕捉到：深圳是记录特区乃至中国历史的好地方!
有一次，他去深圳的宝安县采访，一位当地农民出身的董事长问陈秉安：“你知道深圳特区是怎么来的吗？”陈秉安说：“不就是因为邓小平画了一个圈吗？”董事长笑道“这里有一段你们不知的历史。当年，这里曾发生过百万人的大逃港!”
从那一刻起，陈秉安就暗中准备，写作大逃港的历史。从准备到后来书籍出版，前后花了22年!
正当陈秉安奔走于宝安县的乡间小道和档案馆中，暗中收集大逃港的材料时，他接到深圳市委交给的另一个任务。
八十年代末，深圳特区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，然而外界对特区知之甚少，有的甚至指责说“深圳除了市委门前的红旗外，都变色了。”加之其时许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感到迷茫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毅然提出，要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深圳，以深圳为一座灯塔，坚定人们继续改革开放的信心。陈秉安作为主要撰稿执笔，被选入了市委宣传部写作小组。
刚接受这个任务时，陈秉安和小组成员都为驾驭这样巨型的题材深感压力，比如说，这么繁杂而庞大的内容从哪里写起？是按时间来写？是按部门来写……当时，写作组住在西丽湖的创作之家，正好报告文学宗师徐迟也在那里修养。陈秉安就登门请教。徐迟说：“改革开放的路，就是个多米诺骨牌，是一步步推开的，你们就按这个骨牌的推进来写。”一语解惑!
后来，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》就是沿着工程改革、供给改革、物价改革、金融改革…..一波波地“逼”，一步步地“推”这条思路写成的。
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》全面介绍了深圳经济特区从设想、奠基创业，到初步繁荣的整个历史过程，解开了深圳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年里,由贫困的边陲小镇，一跃而成举世瞩目的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的“斯芬克斯之谜”。
作品出版后，很快一炮而红，全国各地象学大寨一样，以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》为样本学习深圳。据报载，仅武汉江汉区一区中，就有5万多人读过了此书。接着，一股南下深圳，投奔改革开放的大潮随之兴起。一位陈秉安的《深圳商报》同事对他说，当年，就是因为读了他的书，受到鼓舞而负笈南下的。英国路透社记者班祖克在英国的报章上说：“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》企图解答一个中国人期盼的道路之谜!”
“深圳是个宝地。”陈秉安笑言：“人家来深圳，发了钱财，我是发了点小历史财!”在完成了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》之后，他很快又投入了下一个目标：写作《大逃港》。
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，有100万左右的内地居民，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，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、人数最多的群体大逃亡事件。正是为了留住老百姓，当年的省委书记陶铸、习仲勋等人决定在深港边境划出一块地区，实行灵活的经济政策，终于留住了人心。习仲勋将此事上京向邓小平汇报，邓小平于是拍板在深圳办经济特区。
正如习仲勋对陈秉安说的：“如果不把经济搞上去，老百姓就会用脚投票!”
陈秉安采访了数百名大逃港的亲历者和见证者，记录下一个个真实又震撼人心的故事，当时逃港是个禁区，陈秉安只能背着领导，偷偷地干，收集一点写一点。一本书从收集到出版，竟然用了22年!
2008年，《大逃港》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再一次炮红。
随着搜弧、新浪、网易等各大网站的推介，《凤凰卫视》、香港《无线电视》、《亚洲电视》…..对陈秉安的专访，以及电视片《转折中的邓小平》的播出，“逃港”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，终于走进了历史的舞台，对世公开。
《大逃港》一书也很快被香港以繁体版发行至台湾、新加坡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…..等世界各地。旧金山的华人，甚至将《大逃港》改成“说书版”，每周在电台播送。2015年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在《华夏人物》栏目中，将陈秉安和大逃港的故事，向全球华人推介。“陈秉安”这个名字开始为更多人熟悉。
我们找到陈秉安时，他正在大西北的一个偏僻处写作《大逃港》的第二部。我们好奇地问他，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来自哪里，他说，是自己的经历，是艰难困苦帮助了他。
陈秉安出生在湖南省桂阳县，其曾祖父是曾国藩的员工，山东巡抚。这样的出身，自然会使他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大的冲击。
陈秉安20岁被下放到农村，头顶烈日，赶牛犁田。后来，海拔一千多米的瑶族山村里缺乏教师，他又在山中当了三年的民办教师。大山中与世隔绝的生活，使他倍感孤独，唯有“读书”是最好的解脱。正好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被抄，许多中外名著散落在知识青年的手中，陈秉安便想方设法，以物换书拿到了许多书籍。三年的山村生活，他一刻不曾虚度，“在山里读书的时候，一轮明月和一盏孤灯陪伴着我，我开始了创作，写文章。”不久，他竟然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了第一篇诗歌，这大大增强了苦无出路的他的信心。不久，上面来人招工了，别的出身“红正”的知识青年可以成为铁路工人，军人…..他只能被招到县搬运社当搬运工。身小力弱的他，每天要在烈日下，扛着180斤重的谷包、100斤重的水泥上汽车。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，他竟然又有散文、小说，在省、地一级的刊物上发表。
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给读书人带来了希望的曙光。陈秉安第一次参加高考就取得了郴州市文科第一名的好成绩，但由于家庭原因他还是不能上学，第二年他没有泄气，继续参加高考，又是郴州地区文科第一名，终于如愿进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。
“当我背着包走在湘江大桥上的时候，我激动得不得了，我明白，我这滴水滴，要从小溪流入大江了！”
陈秉安回忆道，在岳麓山下的岁月，他有了系统学习中国文学的机会，他说，师院浓郁的文学氛围和周围的良师益友，是哺育他成长的甘露。对他后来的写作乃至人生都有深远影响。“70年代末，中文系的文学气氛非常浓厚，我常常和韩少功、骆晓戈、钟铁夫、田地、等一些朋友交流，探讨文学课题、议论国家大事，激扬文字。我在中文系还参与举办过员工刊物《岳麓山》，刊登同学创作的作品，组织同学琢磨、探讨以相互促进。”大学毕业后，陈秉安被分配在湖南省总工会的《主人翁》杂志，从此同新闻和写作结上了缘。直到1985年奔赴深圳。
回首漫漫人生路，陈秉安告诫后辈成功之道有三：第一要“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”，第二，选好道路后，要坚持不懈，方能水滴石穿。第三“要善于向他人学习，取人之长，不要被一时的成就蒙蔽了双眼”。
作为原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秉安，如今依然坚持走在文学的道路上。他在青海湖畔与我们通电话时说：“请相信，不久我将会有更大更好的作品出来，向母校和同学们汇报!”
